依附或割裂的地方經驗?台北市寶藏巖聚落的地方認同研究

寶藏巖聚落原屬都市邊緣地帶由居民自力營造出的聚落,十多年間歷經台北市政府違建拆遷的威脅、空間專業者介入運作聚落保存運動到以文資法指定歷史聚落建築以藝術村形式保存。在此過程中,寶藏巖原本封閉的地理形制可謂門戶大開。「外來者」不斷進入/涉入的影響,不但改變了聚落的生活與未來,更與在土地上生活的居民競逐地方空間的使用權與意義。本研究從寶藏巖聚落居民的生活觀察與聚落生活史的回溯,嘗試理解居民對於違建聚落作為一個生活場址所執的地方認同(place-identity)內涵、地方認同與個人認同間的關連。又其中違建的環境經歷如何作用在個人地方意義與地方認同的建構中。研究發現違建的環境歷程對居民社會心理上的衝擊主要在於環境經營、人與環境情感聯繫的矛盾心理上。對於生活環境經營採過渡與暫時的態度,讓主體在認同與實踐行動間出現矛盾;家意義與地方認同在具體化的過程中因不能自由伸展而產生焦慮。外力進出頻繁地改造空間,重塑地景、拆除重要的記憶地點與生活場景。而地景劇烈地變化形同空間的斷裂,使居民感受地點的失去(loss of place)。其普遍感受自己無能控制環境,隨時承受著可能被拆遷的陰霾,即使是指定歷史聚落,還要擔心居留正當性的問題。其不但無法延伸對地方未來的想像,更無法信賴環境具有恆久性,生活中經常感到焦慮。這些違建宿命所衍生的現實壓力、種種複雜都市政治過程的壓迫,其實正割裂(disembed)主體與地方的情感聯繫,稀釋了地方感。由於聚落居民生活在承載高度社會歧視與污名想像的違建場域中,在面對外來者/他者時,主體地方認同的展現乃涉及敏感細緻的形象整飭、污名調適與在居住權益考量下所作的認同政治判斷,因而需要透過更細緻的地方生活觀察、日常生活分析始有可能釐清。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多倚賴參與觀察的方式,觀察鄰里生活與鄰人互動的模式。透過鄰里相互評價的內容,解讀不同社群間彼此區隔的界線,了解聚落中居民組成的多元性和歧異度。而其彼此間的區隔與評價在分析中主要用以理解、比較認同的內涵與鄰里互動的模式、鄰人間的社會距離。另一方面,也觀察不斷進入聚落、多元異質的人、事所逐漸刺激、誘發了居民的特定反應模式。研究發現居民面對外來者的態度乃有其特殊的模式與意義。居民在面對外來者的敘事中,慣性地以批評鄰人的不是、比較以證澄自身居住違建的正當性。這些言談內容並非無意識的街談巷議,而是有其目的性;即在於污名調適、爭取認同與為居住權益而戰。而在批評鄰人的過程中,區隔自我與鄰人的污名或與其行為背後的道德評價,以達到鞏固自我認同的目的。而外來團隊在聚落從事社區營造或規劃工作時,營建了新的公共空間,這些空間位址或許原來屬於「私有」,而今被賦予了「公共」的中性意義,部分空間的象徵意義轉化了,聚落居民在新的空間中操演新的行為,重構對鄰里空間的認知。尤其在藝術村規劃案期間引進聚落的藝術活動和市民凝視的眼光,為寶藏巖罩上了一層高級化或是底層基進抵抗運動浪漫思維的濾光鏡。居民或發現了外來者眼光的轉變,此時外來者走進他們的生命作為一張面鏡,讓居民有機會轉換觀點自我凝視,也重新看待外來者。地方空間同時作為居民的生活場域與外來者另類都市歷史與美學象徵意義所鑲嵌的載體;引發居民轉換對於空間象徵意義的思考,對於地方的認同也出現了轉化的情形。然而居民本身在地方認同上的轉化情形也因不同個體的條件而出現不同的轉化結果與模式。當外來者出現時,居民感受到對於聚落空間的使用權力、地方意義上都出現了競爭的對象,於是確立了一個共同面對的「他者」的角色。面對異質的他者時,反身自我凝視、與污名調適的動作更加頻繁。外來者的進入,壓縮了空間上的距離,讓此類「目的性的展演」在每日生活的場域/後檯中上演。其中又逐漸發展出目的性強烈的地方認同展現模式,以為居住權益而戰。然而,若只看到居民為現實居住利益考量而展演認同,卻未免過於簡化了認同機制的複雜性,也或許忽略了其中關於主體借由重構地方認同的歷程同時達成轉化、鞏固自我認同的機制。

作者:郭柏秀